这些日子过得很艰难。娘的病到底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只是知道没事的可能性很小。每天都生活在极端的焦虑之中，我本是个看得开的人，但当这几乎不可挽回的灾难来临时，我再不能平静了。

在我得知娘患的可能是胰腺癌时，便在网上到处搜索这方面的文章。那个下午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女儿问我：“爸爸，你怎么了？”我禁不住失声痛哭，哽咽着说：“你奶奶可能得癌症了，也许只能活一两年了。”看到我无主痛苦的样子，妻子也落泪了：“你不要这样，如果你垮了，我们怎么办？”

擦了擦眼泪，我忍住哭声，给二舅打了电话。在二舅面前我总像个孩子一样，一接通，我又忍不住哭出来。“你别着急，明天你来市里吧，去各医院找人问问情况。到底该怎么治，如果没法，我们就认命了。”二舅听了我的哭诉对我说。“你可得先管好自己，要能吃下去饭。别哭了，哭有什么用！”我告诉二舅不用担心我，我也决定第二天就去市里了。

妻子给我支出了一万块钱，我带着钱到了石家庄。第二天是周五，我带着加强ＣＴ的片子先到省二院找了在建行工作的二表哥给介绍的主任医师张大夫，张大夫又帮我联系了做这方面手术的肝胆科的刘主任。刘主任看了片子，给我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下可能的结果，和网上查到的没什么区别。刘主任告诉我，从片子上他们不能确定是否是癌，但在那个部位长了东西很少有好的，只有百分之五的可能性。我谢过刘主任，离开二院，又去了省医院。省医院有我一个远方表姐，虽然血缘上没多少关系了，但就像亲姐姐一样帮着我们。我去时给她打电话，不通。突然想到了去年给娘看病时找过的张姐，就给她打了电话。张姐是大伯家的二姐夫给介绍的，待人特别热情。当我找到她时，一听说可能是这种病，她马上带我咨询了对这方面精通的几个医生，又一个多小时下来，我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告别了张姐，我出了省医院，没再去四院。我心神不定，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向东走着，不知道要走到那里。娘真的就这样要结束她的一生吗？我不愿相信这样的结果，但却没有理由把这个结果否定了。

大街边上绿色已经脱去冬的痕迹，崭新的生命在新绿中跳动。一个小学的操场上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操，那些鲜活的生命是多么美的风景啊。迎春的枝头已经开出许多金黄的小花，几树玉兰也含苞待放。在这样充满生机的春天，娘却要在不久之后要离我们而去，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许多念头不停地出现在脑海中，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痛苦。

走过了二院，我继续向东。我不知道我要走到那里。电话响了，一看是爹打来的。我忙接了，把情况给爹介绍了一下，但只是说医生怀疑有可能是癌，并没有告诉他问题有多么严重。我不想让爹担太多的心，他患急性的腰椎病刚能自理，这时候却只能自己在家照顾自己了。即使这样，爹也急得给我下着这样那样的命令，要求我问这问那，生怕我不能把事情办好。爹看过好医书，因为娘这些年身体一直很差，他总在想办法让娘的身体好起来。虽然我没跟他说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也明白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爹说：“要不你们回来吧，咱回来用中医的方法治。你下午先到中医院去问问，看看这方面中医有没有好方法。”我答应了。就这样走着说着，半个小时过去了。挂了电话我看看表已经十二点，去那里呢？我给二表哥打了个电话，他让我过去。我一看所在的位置，唉快到北道岔了，表哥的单位在火车站西边，打车吧，到是一会儿就到了。

进了大厅，保安拦住了我，让我先在沙发上坐会儿，表哥下来后一起上了十八层。我跟表哥讲了一上午所了解到事情。表哥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没有一个好的。也是，癌中之王啊，黄菊之高位尚且不能医治，卫生部长陈炳章也不能治，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表哥问我做不做手术，我不能确定。他说最好不做，我说万一做了能多活几年，不做会后悔的。我们分析来分析去，也不能确定做不做。最后表哥说：“你决定吧，做，我给你准备钱，不做就回去用中药维持。我是不建议做，但不做也可能别人会说能治时你不治，说你怕为你娘花钱。”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能娘好就行，做与不做再想想再说。

表哥告诉了我市中医院和省中医院的位置，离开了建行我步行到了市中医院。在肿瘤科那位医生问了情况先给开了些中药，下楼后我给爹打电话说拿不拿药的事。爹说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她连人也没见就给开了药，这药先不能拿。我也觉得没必要，就离开了。省中医院很远，五路车倒一路车，我不知道确切的位置，在体育大街西边就下了车，向东走了很远才找到。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赶紧挂号找科室。省中医院刚搬到新楼，到处乱七八糟的，肿瘤科还没安顿好，两位医生很不耐烦地看了看就让我第二天去住院。他们的态度让我很失望，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晚上回到妹妹家，娘的气色比在家时好了许多，也许胃火太盛，只要吃凉的，还是有些恶心，不能吃有油的食物。我知道可能是病所致。想了好久决定第二天去省中院。不拿片子，找个好中医把把脉，看中医是什么看法。

周六到了中医院，到消化科，人很多，轮到我们时，医生不是先把脉，却一个劲地问我们。当我说到具体情况时，医生让娘出去等着，怕娘听到了。其实娘已经知道可能是癌，只是我对她说医生只是有这种怀疑。医生对我说这种病还是去做手术，用中药可能不能管什么用。虽然中医院的医生不把脉就看病开药，但他这样说，让我对他的信任多了许多。我告诉他我们不想手术。于是他给娘开了些药，开药时，象征性地给娘把着脉，一边问着娘的情况，一边说着一大堆药的名字和数量。我问他用不用住院时，他也告诉我现在没什么特别的痛苦，不用住院，回去吃药调理就行了。我感觉这位医生的确为病人着想。于是拿了药又回妹妹家。

思前想后，和舅舅们，和爹商量了好多次，又联系上北京军区医院的两个熟人，最后周二住进了二院。我是想住了院再问医生问题就比不住院方便许多，也能问出更具体的情况。

住了院，虽然已经做过好多检查，但入院后一切检查又得重新来一次，不过还好，最终得了手术的方案。医生给我讲了好多手术的不确定性，我在此前了解了许多的方案并不能实现，所以一周花去三千后我们再次离开了医院。这其间我们没有在医院住过一个晚上，我不想让娘在医院那种环境里多呆着。

在市里的这半个月里，哥姐，舅舅们几次来看娘。大伯家的哥哥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别管钱的事，我那还有四五万，用时我给你拿来。”姐说：“有什么事先告诉我，我可以想办法找医院的领导。没钱时我给你送过来。”大舅家的表弟说：“大姑，我那儿还有几万块钱，不行我先给你拿来吧。”大姑家的在建行的表哥说：“放心看吧，不用担心钱的事，只要能治好病就行。”

亲人的支持给了很多安慰，但我一天天地跑医院越来越明白这种病的可怕。医生只时告诉各种可能性，没有谁能说得明确一点，因为在目前这咱病根本就是不治之症。我得到答案是手术如果成功，而且后期治疗很好，活上三五年还是有可能的。我也知道了这活上三五年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五，而且还要良好的后期治疗，那治疗费用也不是我所能承受的，几十万啊。虽然有亲人们的支持，我不用担心钱，但我能还得起吗？再有我能为这么小的可能性就让娘现在就去做这种成功率不高的手术吗？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不做。

毕业二十年了，本来同学们说好了，今年我们班同学毕业二十年第一次聚会，但娘的身体还充许在几个月后再离开吗？于是给藁城我最好的同学打了电话，让他在上周六接我去他那里玩一天，也算是散散心吧。

同学是一个中学的校长，那时正带着学生在藁城九中参加体育比赛。来到藁城的时候，正是雨后的第二天，春雨之后的阳光愈加明媚，九中的体育场上飞舞着潇洒矫健的身姿。望着那些朝气勃勃的孩子们，想想自己的处境，苍桑感油然而生。我落寞地在校园里走着，看着，又走出校园。路边的迎春花正在怒放，旁边有月季吐出红嫩的新芽。一位老人骑自行车带着小孙孙悠然骑行，一个青年骑摩托缓缓驶过，坐在后面的女友脸贴着他后背，幸福的微笑开放着。一位妈妈推着童车走过，孩子奶声奶气的稚语和妈妈温柔关切的话语谱出一曲爱的赞歌。

运动会落幕了，同学的学校成绩很好，拿了个大奖杯。开车又走了几十里路，来到了同学家。为了给我开心，同学带我到几十里外的飞机场去吃饭。饭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环境绝好，室内花草丛生，小桥流水，桌位就安在丛丛花草之间。漂亮的女服务员给我们安排好座位，点菜上菜，喝酒吃饭。本不能喝酒的我却喝了许多，我对同学说：“我就放纵自己这一次吧，以后的一段时间再不可能了。”同学说：“来我这了，咱兄弟们好好玩玩，不开心的事今天别想了。”能不想吗？喝多了，回去的路上，我哭，我唱，我笑，我真的感觉有这样兄弟般的朋友是人生之幸。

回家了，虽然心情还是极度的沉重，但亲人朋友的关心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在这个痛苦的春天，我焦虑上火，我感动真情。